在我国,除了前面所谈的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之外,还存在着多种可能的救济渠道。
进入 韩大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安乐死 尊严 科学技术 自由 。通常安乐死是通过积极的方式，如通过药物等方式进行，而尊严死是采取消极的方式，即摘除维持生命的仪器的方式。
英国高等法院驳回了这一申诉，认为：其间的第2调和第3条以对生命和生命尊严的保护和维持为目标，由于其根本价值，不仅要向个人—而且要向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体—提供这种保护和维持。三个月后，她的家人请求医院允许其安乐死，被医院拒绝后诉诸法院。〔[14]〕当然，对这些伦理依据应该与安乐死的具体类型结合起来综合考虑。该法令只有在恩格拉罗死亡前通过才能下令法院重新插上进食管。总之，从生命权社会价值来看，安乐死有可能造成对生命权的一种侵犯，是对国家保障公民义务的一种违背，与宪法的基本价值是相抵触的。
意大利38岁的妇女恩格拉罗于1992 年遭遇车祸成为植物人，17年来完全靠食管维持生命。第三，安乐死无法获得宪法文本的支持。[17]See Sidney A. Shapiro Richard E. Levy: Government Benefits and the Rule of Law: Toward a Standards-based Theory of Due Process, 57 Adm L REV. （2005）.[18]关于美国福利权的理论论争，参见胡敏洁，宋华琳：美国宪法上的福利权论争——学理与实践，载《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3期。
例如，在科罗拉多州的福利领受人提起的集团诉讼中，丹佛市的人力服务局与原告签订合同，人力服务局承诺不会在处罚的警告信和通知未送达之前，削减或者终止领受人的福利。在该模式下，必须将福利视为一种财产权，才能适用正当程序条款，但是国家并没有宪法上的义务来提供福利或者将福利作为一项特定的权利，[17]而在美国福利行政正当程序的演进过程中，福利的权利属性本身又是颇具争议的一个话题。在法定权利模式中，美国法院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审时度势，在民权运动高涨和能动主义司法观等因素的影响下，在判例中确认了福利的法定权利属性，将福利直接纳入正当程序保护的范围，引发了影响深远的正当程序革命和权利革命。[11]另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1996年后，在拥有更大自由裁量权的各州政府的福利计划与法院的司法案例之中，仍然可以觅见对福利的程序性保护，所转变的只是保护模式而已。
特别是对生活困苦或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人们而言，挥舞着温柔之手的福利行政已成为重要的安全网。通过最高法院在戈德伯格案、罗斯案(Board of Regents v. Roth)等案件判决中的阐释，福利被纳入了财产权的范围之内，因此在福利行政领域适用正当程序条款具备了前提。
同时，要求各州加强福利领受人的程序性保护，并体现在各州的福利计划中。合同式福利(contractual welfare)的普遍化伴随着1996年福利改革法案的出现，但合同式福利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实践中，都并非全新事物。权利则是天赋的或宪法规定的、不可剥夺的，受到正当程序的保障。从直观上看，《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和解法案》的颁行实现了立法者的初衷，享受福利救助的相对人锐减便是力证。
根植于美国国情的美国福利行政正当程序不可能简单复制，但对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确实有参考借鉴价值。前者颁布于1791年，规定任何人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指向的是联邦而非各州。法定权利模式顺应了人们对积极行政的渴望，授权合同模式则是由高福利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所催生的。[20]可见，在1996年福利改革法案颁布之前，缺乏立法基础的法定权利模式并没有获得司法部门持续一贯的坚定支持，承受着来自多方面的沉重压力。
[24]上述学者在福利失去权利属性之后，紧扣合同，试图回答福利行政正当程序保护的基石，有很强的启发性，不过，也有不足。美国宪法的上述规定虽然适用范围有别，但在原理上是相通的，构成了完整的正当程序规范，在保护公民权利和规范政府权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最后，从对个人自由和有限政府的固有理解出发，政府不仅应当对公民进行宪法性保护(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而且作为最低限度的要求，政府的行为不能专制、武断。如在1988年卡德尔马斯诉迪金斯学校(Kadrmasv. Dickinson Pun. Schs)案中，法院认为穷人没有权利获得去公立学校的公车补贴。
运用社会契约论进行的解释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但却缺乏针对性。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赖奇(Charles A. Reich)的新财产权理论为法定权利模式提供了智识支持。第二，个人利益在现有程序中被错误剥夺的风险，以及额外或替代程序可能产生的利益。[5]在联邦政府积极作为的背景下，针对联邦政府行为的正当程序判决剧增也就不言而喻。与此同时，这些问题也逐步进入行政法学的研究视野。赖奇主张重新审视财产权概念，提出了新财产权的概念，认为财产权的本质是在任何类型的财富中创设某种私权利并对其予以保护。
在这个体系中，福利行政正当程序显然不可或缺。在IRPs和IRCs中，政府和福利领受人都允诺在将来完成一定的行为。
给付行政、福利行政与程序之间的特殊亲和性[26]毋庸置疑。五、结语：两种模式的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在美国福利行政正当程序的发展中，法定权利模式与授权合同模式各具特色、各有侧重，两种模式的转变和更替折射了美国福利行政任务的变化与差异。
根据PRWORA第3章的规定，联邦政府向各州政府拨款，由各州政府制定本州的福利计划，并予以实施。州政府在本州的福利计划中必须严格遵守这些标准，否则无法获得联邦政府的拨款。
如果说罗斯福新政奠定了美国福利行政的基础，那么，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总统发起的向贫困宣战运动与约翰逊总统发起的伟大社会运动则将美国的福利行政推向了高潮。三、1996年福利改革法之前的法定权利模式法定权利模式是伴随着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正当程序革命和民权运动而形成的。因此，福利领受人的利益如何获得权利的属性成为该模式建立的瓶颈。福利领受人须履行合同义务才能获取政府提供的福利。
判决结果直接促使联邦政府要求各州建立公正的听证制度，并将其作为联邦财政支持的福利计划的一部分。而运用合同法理论进行的解释则没有强调公法领域的合同与私法领域合同的区别，简单套用私领域的合同理论来证明财产权的存在，在解释力度上有所欠缺。
[7]第二，联邦政府授权州政府实施社会福利计划。所谓双方互惠型，是指政府与福利领受人都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双方都在福利行政法律关系中受益。
之后的罗斯福新政极大地改变了这种比例结构，从罗斯福新政到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施政期间，五个正当程序判决中有四个涉及联邦政府行为。2010年10月，新鲜出炉的《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草案）》第一次将获得普遍关注的建设服务型政府问题以省级规章的形式进行规定。
后者颁布于1868年，规定任何一州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与之鲜明差异的是，1996年的福利改革法明确否定了福利的法定权利属性，冲击了福利的司法保护基础。这种义务既可以是与工作相关的活动，也可以是与工作无关的活动。[18]因此，这一前提性要求常常使得法定权利模式在福利行政领域对相对人程序性权利的保护显得捉襟见肘。
最后的结语部分对两种模式的基本特点进行了比较，并联系我国如火如荼进行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指出美国福利行政正当程序模式对我国所具有的借鉴意义。[2]See Sindey A. Shapiro Richard E. Levy: Government Benefits and the Rule of Law: Toward a Standards-Based Thory of Due Process, 57 Admin L. Rev. 107(2005).[3]See Jerry L. Mashaw: Due Process i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4]原为1935年的未成年子女救助项目（Aid to Dependent Children，简称ADC）。
伟大社会时期后，比例再次颠倒过来。在罗斯福新政后，福利行政不断发展。
前者如《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和解法案》第8章第(a)条第(4)项规定：如果未满18周岁、未婚、育有12周以上婴儿并且没有完成高中学业（或者同等学历）的相对人不参加：(A)直接针对取得高中文凭或者同等学历的教育活动。因此，在立法明确否定福利的法定权利属性之后，也就是初看起来宪法上的正当程序条款难以直接适用于福利行政领域之后，如何在授权合同模式中探寻出对福利领受人正当程序保护的基础，避免福利行政正当程序受到严重挫折，成为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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